(3)无偿合同债务人承担较轻的债务不履行责任，如降低其责任标准、免除给付迟延的责任以及缩减其责任范围。
同时，司法实务中应当以是否产生外部效果而不是以行为内容为判断是否需要遵守依法行政的唯一标准因此，此时尼赫鲁考虑的工业化问题，必然关系到独立之后的印度应当如何发展的问题。
[61]不过在印度宪法制定之时，安培德卡尔对两编条款之中的内在张力，给出了一个颇值得注意的解释和说明。宪法观念 1947年，《蒙巴顿方案》生效，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成两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一、甘地与《印度自治》 甘地早在1909年，就先后用咕甲拉梯文和英文出版了《印度自治》一书，集中表达了自己的政法思想。通常人们的规则，总是尽量避免法庭、法官、律师等……这种罪恶，也只有在都城中和附近显现。[62]同前注[43]，Valerian Rodrigues书，第490页。
而这一落实的过程，不论在制宪过程中，还是在修宪过程中，都不是恣意的。如果能把这些人从土地上转移开，并给他们其他的能创造财富的职业，那么他们不仅能增加国家的财富，而且对土地的压力也能大大减轻，甚至农业也将兴旺起来。所谓双重法律概念即是指议会拥有的法律制定权是指拥有一定内容的实质意义的法律，称之为法规，这种实质意义的法律必须被形式意义的法律即议会立法的形式所垄断。
多数说认为，第19条第1款禁止的是立法篡夺行政的权限，如果立法机关制定侵害性具有行政行为性质的措施法(Massnahmegesetz)，即有违宪的嫌疑。根据这两条规定，中央层面的立法权被各自分配到了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法律与行政立法各自拥有独立宪法地位，立法权正式分离。然而，如此一来，法律、行政立法、行政行为三者之间就产生了权限冲突。关于此点，法理学与宪法学有少量研究。
制定个别具体的规范且又要与立法效力等同时，则往往选择决定这一行为形式。[56]当然，现实适用中存在一些任务条款、目的条款是否可以当作行政行为依据的问题，不过这与上述法制定层面授权强度一样，已脱离本文讨论主题。
此时，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一个机关拥有实质意义的国家立法权，与法律作为一种行为形式垄断实质意义的国家立法是不相同的。这与德、英美等国不同，而与上文所述法国相似。对学说、实务、规范三者进行彻底分析可以得知，我国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应当是一种立法分离型结构。少部分的例子有《国旗法》2条(事项特定)、《中国人民银行法》(对象特定)、《青岛市民用机场净空和电磁环境保护管理办法》5条(对象特定)等，当然以上这些少部分例子尽管针对了特定事项或对象，但依然是可以反复适用的，严格来说并不是代替行政行为的立法。
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虽然形式意义是国家行政，但实质意义上却是国家立法(具有全国普遍约束力的法规范)。一方面，在普通法法治原则中，行政权就是法律执行权，一切行政机关的行为都应当从法律中获得合法性，无法律就无行政，且法律必须是议会立法，没有扩大解释的可能性。此外，《立法法》上既没有出于尊重行政机关的权限而限制人大立法事项的条款，也没有规定法律或地方性法规的内容必须普遍抽象，法律的制定事项更是无限制的。从比较法角度看，在立法与行政行为之间讨论限制上游就是讨论立法应当普遍抽象的问题，也即立法不可以制定个别具体的措施。
[42]例如，参见陈章干：论制定行政法规的根据，《现代法学》1998年第5期，第49—52页。[46]此外，这一时期尽管通说认可立法权分离，但已经不存在主张限制上游的说法了。
《纲要》和《决定》都认为依法行政中的法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且只有减损公民权利、增加其义务(侵害性)的行政管理才需要依法。[36]参见［英］威廉·韦德、克里斯托弗·福赛：《行政法》，骆梅英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其一，在法律与行政立法之间划分专管事项意味着哪些事项应当由法律制定，行政立法必须有法律的授权(限制下游)，或者哪些事项应当由行政立法制定，法律不得制定(限制上游)。第一，在近代法国，就立法与行政的权限分配问题，马尔贝格与狄骥两人属于学术上的争论者。《日本国宪法》第41条国会是唯一的立法机关的规定，否定了自主行政立法的存在，因而立法权分离状态被取消。因此，第85条可以推导出的结论是：所有的国家行政应当是实质意义上(而不是形式意义上)国家立法的执行，也即行政=立法的执行。3.规范分析 由此可见，尽管存在有力的反对声，但通说与实务做法都是承认立法权存在分离的，且实务实际比通说做得更宽松。也就是说，行政=立法的执行在宪法上是绝对的，不存在例外的情况。
然而，德国式的自主行政行为在世界范围并不普遍，我国应当怎么做必须从我国的法规范上寻找答案。[64]参见注[24]，第150—151页。
关于立法分离型的结构，参见图4。[16]参见［德］奥托·迈耶：《德国行政法》，刘飞译，商务印书馆2013年版，第105页。
第二，教科书在论述依法行政时不应当再留有余地，理应将所有对外行政管理都必须依法当作行政法学的基本逻辑起点。根据这种分离状态的多寡，可以将分离型进一步区分为双重分离型、立法与行政分离型以及立法分离型。
[7]当然，现实中除制宪与修宪以外并不存在纯粹的法制定行为，例如法律既是上游的法制定，但同时又是下游的对宪法的执行。{5}黄宇骁：也论法律的法规创造力原则，《中外法学》2017年第5期。然而，在法律(及授权立法)与行政行为的关系问题上，现代德国既承认了迈耶的思路，又部分吸收了施米特的观点——既讨论哪些行政行为必须依法的问题，又讨论法律不得侵犯哪些行政固有权限的问题。这一模型有以下三大特点。
对此，依据说已逐渐减少。如当国家需要就A事项进行规范时，立法机关可以就A事项立法，行政机关也可就A事项立法，行政机关还可以就A事项直接实施管理(行政行为)。
分离意味着要么是限制下游，要么是限制上游。然而，根据上文对《宪法》58条的双重概念解释，此处的国家立法应当作实质意义的理解，即所有具有全国性普遍约束力的法规范。
根据通说，原则上应当依的是法条中的行为规范(根据规范)而不是组织规范。[9]参见周叶中、胡爱斌：中国特色的‘权力分工协调论，《南京社会科学》2018年第6期，第97—101页。
[37]这也意味着，所有的行政立法都是授权立法，所有的行政行为都是依法律的行政行为，没有德国式法律保留的探讨余地。［日］田中英夫：《法的形成过程》，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年版，第124页。那么，如何解释我国实务中，尤其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较多出现的普遍抽象的规范用立法，具体个别的规范用决定这一现象呢？立法者是基于何种想法而形成这样的惯例已经无从考证，但是我国目前的这一做法从比较法视角来说是存在例子的，可以通过这一例子进行追索。[24]但其理由基于宪法平等权，这与以施米特基于权力分立的理念不同。
相反，行政权则是立法权的下降，既不应当存在自主行政行为，也不应当限制立法作具体措施。如今《立法法》就是这样一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分离立法权的产物。
[59]实务中的人大决定，有两大特征。[58] 值得注意的是，主张立法应当普遍抽象学说中，有的理由是依据宪法上的平等原则或平等权，此点上文已述，本质是基本权利的问题。
从合宪性层面来说，下降型中的法律制定范围只会受到宪法基本权利的制约，而不可能受到权力分立原理的制约——下降型中的立法与行政是彻底的上下游等级序列，并非各自分立。如果我国宪法并没有指明立法机关与行政机关之间的关系，此点就是有探讨余地的。
